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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版《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》（以下简称新《办法》）完善了行政处罚听证制度。同时，在《行政处罚法》第六十三条的基础上作出了两点变化，即扩大了听证范围和提高了“较大数额罚款”金额。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既能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权益，也能减轻执法者的办案压力。但在执法实践中是否适用，笔者认为还有一定的探讨空间。

具体而言，新《办法》第四十六条将“降低资质等级”“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”“吊销许可证件”“一定时期内不得申请行政许可”“责令停产整治、责令停产停业、责令关闭、限制从业、禁止从业”等纳入了应当组织听证的事项范围，并明确提出行政相对人不承担组织听证的费用，这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，避免和减少了行政纠纷的发生，也是行政民主化的具体体现，值得大力推崇。但是，新《办法》第八十九条却将“较大数额”中对法人的处罚金额规定为20万元以上（不包括本数）。

笔者经查询发现，目前各省份均有按照自己地区实际情况对“较大数额”作出相关规定。例如：重庆、上海为5万元以上，北京为3万元以上，四川、山东为两万元以上等。但是，新《办法》出台后，将“较大数额”规定为20万元以上，大大提高了应当组织听证程序的标准，这是否与扩大听证范围规定的目的相反？值得深思。

再者，从以往的行政处罚实践来看，基层的行政处罚案件中，大多为单一罚款的案件，行政处罚的金额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判定案件是否复杂的标准，而被罚款20万元以上的法人更是屈指可数。若适用此条规定，基层应当适用听证程序的案件将会变得少之又少，这将在极大程度上减轻基层执法人员的负担。但是，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利益，降低听证程序适用的频率。

综上，笔者认为，新《办法》对执法常用事项作出了细致且全面的规定，行政处罚种类更加全面，调查取证程序更加规范，增强了生态环境领域执法的可操作性，使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。但是，仍存在适用上是否与实际相匹配的问题，还需深入研究，进一步完善建立与之相关的配套措施。

（邹娇，作者单位：重庆市江北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）